电影《长安三万里》折射的唐代社会流动——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制度设计

最近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中国古代社会，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是科举制。

门阀贵族的变相世袭特权是被科举制打破的

始行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既有别于察举制、又不同于九品中正制的政府官员考试制度，察举制之弊在于举荐权为二千石官员控制，容易发生权力寻租；九品中正制之弊在于中正官为门阀士族把持，沦为士族垄断上品官爵的工具。科举制则革除了这两大弊病，不需要长官举荐，也不用中正官品评，士子可以投牒自荐、自由报考，考试资格的审查也不限制庶民出身的人，最后是去是留，由客观的考试成绩决定。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凡考试获通过的士子，便可取得一个“解额”，然后凭解状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若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试的环节，宋仁宗朝之后，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科举制度下，门阀士族的变相世袭官爵之特权被削弱了，门第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也被削弱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唐朝时期为何有一部分士族对科举考试持抵制态度，对进士出身的庶族官员瞧不起。他们固执地认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多是趋时之徒、浮华之辈。中唐时，出身于陇西冠族的宰相李揆自恃门望，同僚向他推荐寒门出身的进士元载，他竟轻蔑地说：“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牛李党争”中的李党领袖李德裕也是士族出身，对科举考试也极不待见，以参加科场竞技为耻，宁愿通过门荫入仕。他跟皇帝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为什么？因为公卿子弟从小接受行政技艺的训练、贵族礼仪的培养，这是寒门进士不可能具备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科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唐朝士子青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第的士子何等风光！即使是那些以门荫入仕的士族子弟，也忍不住对进士出身心生羡慕，富贵过人的薛元超自谓平生有三大恨，其中一恨就是“始不以进士擢第”，因为薛元超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在他心目中，士族门第带给他的骄傲，已不如科举及第所带来的骄傲。总的来说，在门阀士族与科举出身士人的长期博弈中，作为新兴阶层的科举出身士人是慢慢占了上风的。所以唐末五代的人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唐代选官制度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行卷”与“公荐”的机制中

不过，唐代毕竟是科举初行的时期，制度粗疏，存在不少漏洞，很容易作弊。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行卷”与“公荐”的机制中。

所谓行卷，是指参与科举的士子在开考之前，先设法拜访高官显贵，投上自己的名帖与诗文习作，希望能遇上欣赏自己才华的伯乐。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说：“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描述的便是士子向公卿行卷的屈辱经过。

所谓公荐，是说哪位公卿如果看中某个士子的行卷，认为他特别有才华，他可以向主考官推荐这名士子。而行卷获得公卿推荐的士子，考试及第可能性极大。

在唐代，行卷与公荐都是合法的。由于公荐机制的合法存在，因此，尽管门第的因素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不了作用，但那些社会名望很高或位至公卿的士族，却可以借助公荐的机制，影响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将自己的门生送上黄榜，比如出身于博陵崔氏的崔雍、出身于荥阳郑氏的郑颢，名盛一时，人称“崔郑世界”，他们的推荐信主考官们不敢不买账，应考的士子若能游学于崔郑门下，登第便如探囊取物。

所以，当我们讨论唐朝的科举取士时，需要注意，尽管科举制下“取士不问家世”，但唐朝的士族、显贵还是可以通过公荐发挥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更何况，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极为有限，每榜不过一二十人，门荫还是非常重要的入仕渠道，经门荫入仕而官至公卿者，比比皆是。唐代门荫虽不论门第、只论官品，凡五品以上官员都可荫补子弟为官，但对位至公卿的士族来说，门荫就是他们维持门第不坠的制度保障。

“行卷”“公荐”废除后，取士之制更加公平

宋太宗继位次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试未及格但“赐及第”，共取士500余人，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科考“扩招”。此后，宋代科举考试每榜录取的进士基本都维持200人以上，是唐朝科举录用人数的10倍及以上。科举考试成为宋政府选拔官员的最主要的途径。

当然宋朝也有荫补制度，但荫补出身的官员在任职、升迁诸方面都受到限制，包括不得任台谏官、两制官、史官与经筵官，等候升迁的时间要比进士出身的长，有机会擢升至高层的荫补官也很少见，而且他们终身都会被贴上“荫补官”的标签，受同僚鄙视。因此，宋朝有骨气、有才气的官宦子弟，都以荫补为耻，宁愿放弃荫补的机会，选择参加科举考试，跟唐朝李德裕的观念正好相反。

宋朝废除了公荐制，不允许朝臣向主考官写推荐信，行卷当然也随之失去了实质的意义；之后，宋政府又相继设立锁院制、封弥制、誊录制、三级考校制、别头试，尽最大可能堵住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各个漏洞。这些制度的推行，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行为，但无疑可以将人情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欧阳修称本朝“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并非溢美之词。

只有公正的科举考试才能让官宦子弟与平民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才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事实也是如此，生活在宋朝的寒门士子，显然要比唐朝同侪拥有更大的机会——通过科举进入政府、从社会下层升至社会上层。有研究者指出：“到了宋代，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而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他们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才能，就有机会进入仕途，甚至擢升高官。也就是说，宋代统治阶层的流动性，要比唐代高了很多。”

我们认为，科举制下“取士不问家世”的伟大意义，便是维持了政府的开放性与社会的流动性，打破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阶层固化，让寒门子弟有晋升的制度化渠道。宋史学者黄宽重先生说：“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而这，正是科举制创造出来的。（作者为文史学者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