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魅力在于巧妙呈现人类共性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剧照

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与剧作，一直在为当下的戏剧创作提供养料。日前闭幕的第十届乌镇戏剧节，便有多部根据经典文本改编的话剧。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巴西著名作家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等，均借助戏剧艺术载体，呈现出新颖的面貌。

其中最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与情绪共振的作品，当属巴西仓库剧团演出、保罗·马瑞尔斯执导的《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巴西现代文学之父的创作转型

巴西是西半球最早实施奴隶制的国家之一，也是西半球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制在巴西实施的几百年间，欧洲人、非洲人与巴西原住民，以异族通婚、同居等方式繁衍后代，巴西黑白混血人口的数量，一度占据总人口的约一半。183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户贫民家庭出生的马沙多·德·阿西斯，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一名混血的油漆工，母亲是一名白人洗衣工。他在印刷工、面包师、政客、记者、作家等形形色色的朋友的帮助与鼓励下，依靠自身的勤奋，逐渐成为一名作家。不过人到四十，他也没能写出什么名堂，那些效仿浪漫主义文学写就的诗歌、戏剧与小说，几乎没有引起巴西文坛的任何关注。

直到1881年巴西奴隶制行至尾声之际，阿西斯拿出手法新颖别致、观照社会现实的小说《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才得到巴西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后，随着另外两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金卡斯·博尔巴》《堂卡斯穆罗》的问世（1992年这三部小说的中文译文，被漓江出版社收在《幻灭三部曲》中出版，时隔30年，后浪出版公司又推出该书的新版），他被誉为巴西最好的作家之一，并于1896年成为巴西文学院的首任院长，直到1908年离世。

主人公经历关乎大多数人的一生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以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去世后，第一人称追溯过往的离奇写法，道出作家阿西斯对于19世纪巴西社会形态的深入观察与深度剖析。

库巴斯年轻时缺乏事业心，沉迷于风尘女子玛尔塞拉的美貌与风情，经常为她豪掷千金，但并不懂爱为何物。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独自赴欧求学，渐渐遗忘了玛尔塞拉。回到巴西后，他与玛尔塞拉又见面时，对于她那被时光与灾祸摧残的容颜避之不及。

同样由于听命于父亲，他与高官之女维吉丽亚结婚，仕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两人的婚姻旋即破灭，他的从政之路受到阻碍，只能以时事评论员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好笑的是两人多年后再度相遇时，生出干柴烈火般的激情，经常瞒着维吉丽亚的丈夫偷情。随着维吉丽亚跟着工作变动的丈夫前往远方，这段不伦之恋被迫画上句号。

人生行至后半程，他终日呆在家族豪宅中无所事事，不断感慨自身的爱情、事业与生活的幻灭，以及社会基石的崩坏。他年轻时救助生活潦倒的老同学奎卡斯·波尔巴，后者顺手牵羊偷走了他的名贵手表；多年之后，波尔巴摇身一变，成为人道主义哲学家。二人再见面时，波尔巴虽让那块手表物归原主，表明私德尚可，但也在最新出版的大部头著作中，留下关于人类整体命运的荒唐可怕观点。

波尔巴身为哲学家，认为流行病的肆虐、战争的爆发、饥荒的蔓延等引发的痛苦，只是属于人类的集体幻觉，这种幻觉的终极功能，是调节人类乏善可陈的日子，并坚称地球是为了人类的享乐而创造的，苦痛只是享受的前奏。

小说临近结尾，令库巴斯重燃生命热情的19岁少女死于流行病，对此，他“感到有些悲伤，为这场流行病的盲目无情，它肆意吞噬生命，也带走了将要成为我妻子的年轻女士”。但波尔巴对少女之死的看法却是：“流行病对于物种是有用的，即便它对某一部分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无论现状看起来多么可怕，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好处：更大数量的人活了下来。”

但这并不表明库巴斯比波尔巴更有道德。他在父亲去世后，让家中的几名黑人奴仆恢复了自由身，不是由于他对奴仆充满同情，可能仅是因为嗅到了社会即将翻天覆地的气息，顺应时代的发展罢了。而妹妹、妹夫与他商量遗产分配时，他以不容置疑的冷漠语气道出：两人无权享用绝大部分遗产。

大概人类社会的形态，绝大多数时候都充满荒诞无序的色彩。或许正因如此，库巴斯在昏厥之时所见的形象巨大而模糊的女性才会告诉他：“我叫大自然或潘多拉，我是你的母亲和敌人。”我们被地球孕育，但也在持续破坏地球；我们渴望生命长久甚至幻想永生，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无法阻止我们迈向死亡的步伐。现在的我们甚至比以前的人们活得还要沮丧。

戏剧的三条改编线索

保罗·马瑞尔斯将小说《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搬上话剧舞台时，用三条互相交织的线索，将库巴斯这一人物身上所具备的人类共性，巧妙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三条线索分别是逝者库巴斯讲述回忆的叙事线、库巴斯生前经历的事实线、原著作者阿西斯评论自己的作品及库巴斯这一人物的解构线。其中解构线还会以开玩笑的口吻，“质疑”戏剧创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篡改”。

不过观众欣赏马瑞尔斯的创新改编时，却是十分享受。或许因为马瑞尔斯将小说中极具视听感的部分，通过幕景、乐器、复古道具以及演员精湛的表演完美再创，让文学与戏剧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并将小说中兼有含蓄与讽刺的笔触，在舞台上还原。

小说序言中，“库巴斯”将这本书献给第一位买主或者说最后一位读者，称“谨以这些死后的回忆，作为怀旧的纪念，献给最先啃噬我的冰冷的尸骸的蠕虫”。但他死后的回忆，在巴西本土与世界各地，却拥有无数受众。

某种程度上，具有宿命感的库巴斯，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阿Q或者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起初自命不凡，渐渐被命运碾压，侧写出绝大多数人充满意外与波折的一生。他的逃避责任与失败经历，以及追逐名利又为名利拖累，在台上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台下观众的生活。（梅生，作者为戏剧编剧，艺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