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路径与对策

王永龙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作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具有高度信息化、高度智能化和高便捷性等特征。数字经济核心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驱动和新引擎。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品质。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特、优等重要内涵和特质。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其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质生产力之“质”在于其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新质生产力之“特”在于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伟大创新。新质生产力之“优”在于其本源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充分体现科技、产业和数字化的相互促进。这些品质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革命性、创新性和创造性。

新要素。在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知识、信息等仍然是起基础作用的重要决定性要素，但更多新经济要素不断进入生产过程，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算力以及网络、平台等。这些新经济要素具有高渗透性高集约性等特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贡献因素。尤其数字经济中，数字成为关键核心生产要素，数字与其他生产要素集约，重构经济的生产函数，引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发展出数字集约型的经济和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源泉。

新结构。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多要素多形态多质态结构。从要素上说，数字经济赋能激发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深刻变革，劳动者成为具有数字化品质的新型劳动者，同时创造出以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实现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从形态上说，新质生产力内含科技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等。从质态上说，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质态，但同时内含集群、合作、竞争、网络、平台、协同、循环等多方面新质态。这些新形态新质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建构形成新质生产力动态性、演化性、多元性、全域性及交互性结构。

新增长。传统生产力偏好数量、速度、粗放、外延等增长模式，这主要缘由我国经济中一直以来的低成本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决定。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收获比较显著规模经济收益和促进水平专业化扩张，但在全球价值链收益、全球高科技产业分工收益等方面的收获并不十分显著，经常性遭遇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供应链挤压，这充分表明我国传统生产力进入新发展格局后陷入所谓“新增长困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生产力增长“动能转换阻滞”。借力数字迭代、融合、创新和治理，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生产力融通发展是破解传统生产力“新增长困局”的战略性机制。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重要源泉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力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其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创新。这里的经济基础主要指由经济的资源体系、市场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生产体系、营商体系、管理体系及政策体系的相互制约所建构的经济运行体系与运行机制，它们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模式、路径选择与方向。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基础相对脆弱，这种脆弱性对传统生产力发展在质量、效率、稳定性与变革性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经济基础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借力数字经济迭代、赋能、创新和治理，不断促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并不能完全抛弃或消除对传统经济基础的依赖性，传统经济仍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第二，数字经济是新经济，在数字经济中，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不断涌现，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引领和促进生产方式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产业链创新、管理创新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是孕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与新引擎。

数字经济激发生产力要素深刻变革。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传统生产力要素具有简单、粗放和低端等品质，数字经济激发生产力要素变革，促进其不断向集约和高端方向的演化。 第一，数字经济激发劳动者及其劳动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劳动者日益成为具有数字化品质的新质劳动者，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懂市场懂产业懂经营。智能机器人成为完全智能化的实体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促进劳动更加标准化、精细化和便捷化。在各种智能化的劳动场景中，劳动者与智能机器人所建构的多重关系，充分彰显了数字化劳动的复杂性、动态性、全域性和交互性。数字技术推动新型劳动分工实现跨时空协同，劳动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创新型配置。第二，数字经济激发劳动资料深刻变革。数字经济通过迭代、赋能、融合、创新和治理，改进提升传统劳动资料提质增效。数字不断创造出更加智能化的新型劳动资料，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新动力等基础劳动资料以及算法、算力、算网、元宇宙、大模型等数字劳动资料。这些新型劳动资料优化劳动基础设施，成为促进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经济基础。第三，数字经济激发劳动对象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在改造和提升传统劳动资料的同时，不断催生出以数字作为关键或核心生产要素的新型劳动对象。数字是新质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具有资源性、资本性、金融性、投资性和增值性等重要品质，具有可复制性、可交易性、可流通性和可循环性等重要特征。数字要素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过程，能够极大改进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促进劳动数字化和非物质化发展，最大限度克服传统经济中资源稀缺性限制和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制约，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具有融合和创新经济效应，在融合意义上，包括生产方式融合、技术融合、产业组织融合以及“链融合”等。在创新意义上，包括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生产创新、产业链创新等。这些融合与创新经济效应加快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不仅改善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路径，而且改变经济的资源与供给、需求的匹配模式，不断拓展面向未来的增长与发展空间。譬如以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为例，在制造业发展中，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一个难题，传统路径强调用新要素迭代旧要素，用新技术迭代旧技术，但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制约，这种迭代必然最终受限。数字经济在激发要素迭代和技术迭代作用的同时，更加积极实施两化融合和两业融合等新战略，发展出智慧制造、精益制造、共享制造等新业态。这种路径有益于创造超边际生产力，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打破传统制造技术与资源制约，充分释放产业新质生产力潜能。

数字经济赋能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并非纯粹之力，而是一个贯穿着“力”“智”和“理”等多要素相互促进的辩证作用过程。“力”要素主要指推进和驱动，包括产品力、品牌力、资本力、金融力、平台力、协同力等。“智”要素主要指数智化，包括知识和经验积累、技术创新应用、平台运营、网络与安全治理等。“理”要素主要指学理和道理，包括思想、理论、愿景、格局和视界等。“力”“智”“理”的相互作用形成数字经济赋力、赋智、赋理的三位一体结构。赋力就是运用数字经济重构企业生产函数，引领和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引领和促进产品、品牌、资本、金融、平台、网络的协同创新。赋智就是借力数字经济所内蕴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创新体系、治理体系、安全体系的创新动能，尤其是在核心产业培育、高科技产业链自强自立以及数据应用与安全治理领域激发创新潜力和内在活力，实现资源敏捷性，提升协同效率。赋理就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调整，尤其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交汇，正确分析发展的风险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坚定应对复杂性变化的信念以及秉持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求变创新的科学决策。数字经济赋能是充分释放企业新质生产力潜能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路径与对策

不断促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驱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推动人类事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传统生产力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和资本扩张驱动，现代生产力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规律。我国科技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系列瓶颈制约，譬如原创性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科技融合等方面。应密切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历史性交汇的战略性机遇，以原创性、基础性、创新性为导向，加强颠覆性科技、突破性科技和前沿科技研究，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工作重心应充分聚焦到改善科研体制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科技产品、科技要素和科技产权流通以及产学融合、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等方面。

加强产业现代化建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产业是生产力载体，产业发展与生产力演化相辅相成。传统产业体系不完善，结构低端，知识和技术集约相对不足，对应于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演化通常表现出数量增长、粗放增长和外延增长特征。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迭代、赋能、融合、创新和治理效应，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加快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工作重心应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业链创新，促进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x的基础性工作，加强产品、品牌、信用、产业链、供应链、平台、网络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培育提升。

重构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应然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传统生产关系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重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应围绕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要关系变革主线，工作重心必须聚焦到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以及产权创新、治理创新和国际合作创新等方面。

健全数字经济治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统筹数字经济治理与高质量增长的辩证关系，充分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则、标准等，对经济数字化进程实施有目的、有意识、有原则的规制、调控与激励。目前，我国经济数字化进程深入推进，但治理不能完全适应，形成一系列治理困扰，譬如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泛金融化、算法掠夺、数据寻租、数据侵权、多主体治理分割等。应紧紧抓住治理现代化这一主线，促进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工作重心应充分聚焦到数据应用治理、平台运营治理、网络安全治理、技术创新治理、知识产权治理、数字金融治理等重点方向上。

完善数字经济安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安全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增长的底线原则。这里的“安全”主要指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知识产权安全等，安全发展即是指在确定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约束下，充分保障和实现经济数字化进程平稳、有序、生态和可持续性。我国总体安全发展机制尚未健全，在缺失法制化和制度化的格局中，难免内生某些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加强安全治理法制化制度化建设至关重要。应积极做好合法性、合规性和安全性审查、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政府安全监管、行业安全自律以及企业安全履行等基础性工作。

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重要源泉。数字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非简单作用过程，而是一个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过程，客观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关系、结构、 行为及相互作用机制，必须抓住重点稳中求进破旧立新，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行为作用。科技创新、产业建设、统筹治理、保障安全等形成新格局下数字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路径选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经济数字化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经济迭代、赋能、融合、创新和治理效应极大释放，数字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势所必然。未来重点方向应充分聚焦到数字经济如何进一步创造科技、劳动、产业、企业、生态等新质生产力方面。科技生产力关键是健全研发创新与应用创新促进机制，致力于解决制约原创新、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的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产业化愿景、制度与政策激励等。劳动生产力关键是形成新生产力结构，培育新质劳动者，促进数字劳动和智能机器人应用等。产业生产力关键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及重要产业链安全等。企业生产力关键是促进企业智脑建设、供应链协同、数据要素确权核算与资产入表等。生态生产力关键是促进数字化赋能自然力开发，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格局等。总之，必须借力释放数字经济迭代、赋能、融合、创新和治理效应，促进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融通创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数字贸易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浙江省软科学项目“数字经济赋能浙江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微观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批准号：2023C3506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