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景观变迁回看武昌1800年 ——对话青年学者刘文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实习生　骆雲

“武昌是一座古老的城、砖瓦的城，也是一座变革的城、新景的城。”今年是武昌建城1800周年，在《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一书中，作者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刘文祥以城市景观为切口，通过老照片和文献的梳理呈现，揭示武昌别样的“城象”。

刘文祥，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武汉城市史、中国近代大学史等研究。近日，他做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和文昌书局·鹅社共同举办的“长江潮流”学社论坛，并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

消失的楚王府、武昌老城门、屡毁屡建的黄鹤楼……在刘文祥的讲述中，老武昌城的前世今生一一浮现，引发了人们对这座千年古城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从鄂州到武昌，一座城的千年蝶变

记者：今年是武昌建城1800年，武昌发展至今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刘文祥：按照通行史料的说法，武昌溯源自公元223年孙权在新都武昌上游黄鹄山所筑的夏口城。这里所说的武昌不是我们今天的武昌，而是湖北鄂州。孙权当时为了拱卫新都，在武昌上游长江边修筑了一个叫夏口的军事要塞，唐宋以来通行说法将这个军事要塞当作武昌古城的最早前身。

“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庸藉阻，高观枕流。”从《水经注》中的这段表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建于黄鹄山上又紧邻长江，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南齐书》中也提到“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所以这座城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有着紧密的联系。

夏口城后来曾做过南朝郢州的州治，到隋朝灭亡陈朝统一全国以后，改名为鄂州。所以今天我们湖北省的鄂州市，其历史上最开始的名字叫武昌；而今天的武昌，从隋朝一直持续到元朝都以鄂州为旧名。这两个地名互换过，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鄂州（今武昌）从唐朝中叶开始地位越来越高，逐渐超越了过去湖北地区的两个主要都市荆州和襄阳，成为长江中游的新兴大都会。后来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持续到今天。

记者：明代武昌城内楚王府位居城市中心，也是武昌古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组宫殿建筑群，这个王府的存在对武昌城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刘文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征在武昌的陈友谅之子陈理，最终迫使其投降献城。攻克之时，朱元璋喜得第六子朱桢，他决定等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将其封在武昌。后来洪武三年（1370年），朱桢受封楚王，封地即武昌城。

洪武初年，开始了规模浩大、历时十年的城垣营建工程，也就形成了后来明清年间的武昌城池。明初这次筑城，在蛇山以南部分较此前旧城有了很大拓展。南城墙南拓至巡司河北岸，将宋代的南湖和南草市一带圈入了城内；蛇山，墩子湖和长湖以东的广大荒野地带，同样也被圈入城中。明代武昌城墙的总长度超过了10公里，是这座古城自肇建以来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一座城垣，城门数量也增加至9座之多。武昌城在沿江地区，即西边和南边的城墙上开门密度非常大，也体现出繁忙的交通需求。

楚王府的存在，对武昌城城池的营建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最有意思的是武昌城南边的正门——保安门。保安门本应坐北朝南，但它像个“旁门左道”，呈现一个扭曲的S型，并且朝东南方向开。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形状？是因为从这个门进来后，刚好与楚王府在一条轴线上，但为了体现藩王府的等级低于京师的皇宫，这个城门不能和藩王府的正门中轴相对。类似的做法，还可以从成都蜀王府、荆州湘王府、西安秦王府、桂林靖江王府与所在城市城墙南门的位置关系中看出，这也是古代尊卑礼制在城市空间上的一种体现。

极目楚天，黄鹤楼见证历史交错

记者：作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物，黄鹤楼在历朝历代屡毁屡建，它的外观呈现出怎样的变迁？

刘文祥：在千年间的历史长河中，黄鹤楼历经战火多次毁建，其原貌只能在前人的画作中呈现。元代黄鹤楼是一座体量高峻、气势宏伟的官式建筑，元代画家夏永的画作《黄鹤楼图》可以窥见其细节。明代黄鹤楼屡毁屡建，如嘉靖末年毁于火灾，隆庆五年重建，崇祯十六年又毁于战乱。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幅明代《黄鹤楼图》，画家相传为安文正，图中黄鹤楼为两层，重檐歇山顶，其南北两侧出有抱厦，平面呈现“中”字形，建筑形态基本与前一致。永乐年间编撰的《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中绘制的《神留巨木图》中，就较为精细绘制了永乐年间武昌黄鹤楼、胜像宝塔、汉阳门一带的景观。

清初，黄鹤楼的建筑形态则发生了较大转变。据史料记载，顺治康熙年间，黄鹤楼曾两次重建，在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等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黄鹤楼较明代层数加高至3层，建筑形态单一僵直，不再为官式风格，与元明时期比较发生了较大变化。

历史上最后一座建于黄鹄矶原址的木质黄鹤楼，是在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于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的，落成后仅15年便毁于火灾。正如湖北学人王葆心所说，“兹楼之一兴一废，而国家之兴败，人心之悲愉系焉”，黄鹤楼的存在，俨然已成为国运的象征，因此对本地知识分子而言，修复仅十余年的黄鹤楼再度被废，自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失落。

《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这本书封面上的这栋红色小楼，则是近代的“怪异”版黄鹤楼。这是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故址修建的两层红色洋楼，它其实是一个火警报警钟楼，楼顶装有大自鸣钟。讲到黄鹤楼，大家会想起很多古诗，但是投射到这样一个建筑当中去，你总会觉得很违和。但这种违和，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城市景观特有的一种时代特征。这座火警报警钟楼本身也反映了近代城市在消防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

记者：这次论坛的举办地点文昌书局·鹅社，正位于武昌城文昌门原址。关于这里有些怎样的故事？

刘文祥：文昌门位于武昌城西南部平湖门以南，靠近江边，是西城墙最南的一座城门。明清时代，文昌门外沿江一带是竹木材集散地，来自湖南的竹木在此集散，这附近也成为繁荣的竹木交易市场，也因此得名“竹簰门”。

明代中后期，改“竹簰门”为“文昌门”。文昌门在明清时期的各个城门中，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特殊地位。文昌阁东面，晚清时修建了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也是湖北近代早期官办高等教育的重要场所；此外，文昌门内东边的湖广总督署，也是武昌城内最重要、也是位阶最高的政治权力中枢，民国初年的湖北督军署也设于此，官员从水路登岸前往该衙门，则必经文昌门入城，由此说来，文昌门这一改名可谓实至名归。

白云千载，唯见长江天际流

记者：很多留存的老照片里，镜头都对准了武昌老城墙。为什么武昌在近代告别了城垣，这里有着怎样的一段过往？

刘文祥：在一张摄于汉阳门之外城墙边的老照片里可以看到，城墙紧临江岸，马路非常窄，城墙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道阻碍，这样的城市面貌是不符合现代城市功能需求的。因此在当时，关于是否要拆除老城墙的问题引起了多番讨论。

1919年时有过这样一个拆城计划，但其中提到“黄鹤楼遗址尚存，游人日盛……应保留城垣数十丈，永远不撤，保存古迹”。这个观点我们今天看来还是很先进的，早在民国初年，人们就已经认为城墙是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不能全部拆掉。但是民情在不断变化，1926年北伐军围城事件时，城墙内外老百姓40多天无法进出城，城池一被攻克，市民尤其是商户就强烈要求北伐军拆城。北伐军在舆论之下从汉阳门开始，进行拆城行动。

于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武昌明清城墙就开始了拆除工程，首先就是拆除汉阳门沿江的这一段。拆城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到1930年代中叶才全部拆完。最后只保留了一个门洞，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武昌起义门，因为这个门有着比较特殊的纪念意义。

记者：告别了城垣的武昌，如何拥抱更为广阔的长江天地？

刘文祥：张之洞在武汉时，他在长江南北两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和堤防的建设。汉口修筑了后湖长堤，这个堤被称为张公堤。武昌则沿江往上下游修建了武金堤和武丰堤。武金堤是从武昌到金口，武丰堤是从武昌到青山，现在改名武青堤。这两座长堤当中，又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闸口，分别是武泰闸和武丰闸。

堤防修筑和武昌商埠区开发有密切关系，因为修筑了这个堤防，所以武昌城往下沿江的这一带就解决了水患问题，可以进行开发建设了。武昌城走出城垣，进入大江大湖的时代，正是从张之洞修筑武昌沿江的这两堤两闸开始的。

跨江大桥修建最后是武昌拥抱长江最直接的一个方式。武汉长江大桥是1957年通车的，但实际上在武汉修筑这座桥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我现在看到的史料最早是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要修建跨江大桥，他当时的想法就跟我们后来实际看到的规模是一样的。一共是两座桥，汉水和长江上各修一座桥，用这两个桥把武汉三镇全部连在一起。后来，1913年由英国工程师格林森做出了一版设计，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武汉长江大桥最早的设计图纸之一；北京大学的一位德籍教授米娄，带领十几位北大的工科毕业生南下武汉，对长江大桥进行勘测，并且拿出了新的方案；国民政府又先后组织了多次长江大桥的勘测工作，其中最接近要做成的是1937年和1947年这两次。

虽然当时建桥之梦没有完遂，但是这几次勘测设计过程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数据，为后来最终建成长江大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1957年，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汉长江大桥，成了今天武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景观。武汉、武昌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横跨大江之上，为我们把滚滚江流天险变成了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