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强渡隽水河,遭我守军顽强抵抗。图为战火弥漫的崇阳大桥。
日军从蒲圻方向进攻中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前赴后继,共赴国难。
咸宁处于武汉和长沙的外围,是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中日交锋的主要战场,是鄂南沦陷后中国军队开展后方游击的重要区域,咸宁军民同全国军民一样,面对野蛮残忍,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不畏强暴,纷纷展开殊死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这块土地,取得重创敌寇,阻其南进,支援长沙会战的重大成果,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展示了咸宁人民的铮铮铁骨和不畏强敌的血性。
第一次长沙会战:鄂南成为战区“前卫”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乘胜南犯,于11月先后攻占了鄂南的通城、湘北的临湘、岳阳。自此,通城、岳阳成为第9战区的前卫,达六七年之久。
通城、岳阳沦陷后,日军于1939年9月中旬集中最精锐的部队以及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部队和舰艇部队分赣北、鄂南、湘北三路进犯长沙。国民党军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则指挥25个军52个师的兵力,采取节节阻击、并以有力部队侧击和各个击破的战法防守长沙。
从通城南犯的这路日军,由支那派遣军总部参谋长板垣率领的33师团及配属特种部队,原拟沿武长公路直插平江,包围长沙侧背与湘北入侵之敌相呼应。但经与驻守在通城九岭天险、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98师交战后,感到难于实现正面进犯计划,则改由通城东南麦市绕道南楼岭,经修水朱溪厂攻占平江,进袭长沙。
驻守在九岭的国民党军接到军令后,1939年9月20起,即分三路向通城日军进击,经数度激战,于21日凌晨攻占了县城,敌向西北溃退。是日9时起,敌自崇阳增援3000余人,配战车数辆进行反攻, 22日复占县城后,则分两路向东南绕进,国军即予阻击。如驻守高冲斗米山140师某团搜索连,虽其装备与兵力处于劣势,但激战整日,多次击退日军的强攻,重创敌人;在汤谷山上140师的一个连,也与敌激战了一天,使敌人伤亡很大。晚上敌人行至麦市鸡笼山,140师某团3营9连,在连长曾吉林的指挥下,凭藉山势有利条件,与陆空联合进攻的日寇血战三天三夜,虽大部官兵伤亡,仍巩固了阵地。
通城麦市一带与敌激战之际,133师(欠398团)由崇阳出发,日夜兼程。此时正赶到全丰,侦知敌一部正向朱溪厂前进,急令397旅陈亲民团衔尾追击,俟日军在朱溪厂宿营时夜袭日军。陈团入夜到达朱溪厂外围后,急派分队秘密占领附近高地,同时组织9个轻装突击队,在日军酣睡时分数路奇袭。由于布署得当,行动迅速,当晚,日军被打得昏头转向,激战至次晨,残敌则向龙门镇溃窜。
20军134师与敌大战于白沙岭附近时, 杨森命驻守在通城九岭的79军迅速开往平江,阻击日军由江西修水入湘南逃窜。同时令79军派82师一个团精锐兵力,坚守献钟,阻敌南进。其余各师和20军133师,于次日拂晓开始总攻,将长寿街至献钟间之敌分别包围歼灭。
各师奉命后,即乘夜接近日军阵地,次日拂晓总攻开始,战至8时许,日军妄图挣扎,使用大批飞机,轮流助战,空投粮弹。我军集中高射机枪猛射敌机,迫使日机不敢低空投弹、扫射,故投弹虽多,命中者少,空投粮弹战斗,敌我伤亡均极惨重。82师一个团担任在献钟阻击敌先头部队任务,在战斗中,该团第1营伤亡过半,仍坚持奋战到底。
日军因粮弹奇缺,亦无力再战,日军由南下转为向北撤退,表明日军夺取长沙的企图失败。是役,20军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日军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击毙并俘虏了一批日军,我军总计伤亡营以下官兵约800余人。
中国将军丁炳权:英勇战死鄂南战场
1939年冬,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的日寇回窜鄂南占领区,以第11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坚守崇阳、通城,以第36旅团45联队驻守重要据点大沙坪。第6师团的指挥官就是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
为阻日寇再犯长沙,时任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调集了第15、27集团军的4个军部、9个步兵师,官兵近6万人,在大沙坪围攻冈村宁次部。12月12日至23日,打响了第一次围攻战。重点攻击了田家岭、田家嘴、杨家铺、日军胡家祠据点和桃源岭西南高地据点等地。第二次围攻战,1939年12月25日至1940年1月3日。战斗集中在沙塘、铁柱港、鼓鸣山、田家岭、黄土岭等地,甚至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第三次围攻战于1940年1月3日夜间开打,激战数日进展甚微。至1月7日,我各线部队实际已经停止攻击,薛岳电令79军、20军、73军、70军以工兵营为主,组织交通破坏队游击敌后,大沙坪围攻战结束。是役,我军持续攻击日寇26天,虽毙伤敌军4000余人,但我参战部队共计伤亡15496人。
在咸宁抗日战场上,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97师中将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丁炳权亦在鄂南燃尽了最后的生命。
1938年11月,丁炳权奉命兼任鄂南游击区指挥官,率部在湖北的阳新、大冶、鄂城、通山、咸宁、崇阳一带坚持游击战,先后与日军激战百余次,毙伤日军2300多人,予敌沉重打击。1939年3月中旬,他挥师到达燕厦及其以东地区集结待命。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命丁炳权为左翼军司令官。他率部向日军发起猛攻,挥师克复西崇山,继而占领洞口源刘及马鞍山等阵地。1939年3月24日夜,他率部向马鞍山东南之敌进攻。在夏家、西流巷、王家塘及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继而展开惨烈的遭遇战,他沉着指挥,全师官兵奋勇作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毙敌300多人。
1939年3月28日,南昌失守。29日,武宁失守。丁炳权奉命率部向瑞昌方向进击,袭击日军后方,实施游击作战,破坏公路,阻断日军交通,截击日军补给。1939年4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发起反攻南昌的战役。丁炳权率部再度参战。197师先后攻克通山、葛店、鄂城、金井等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汀泗桥、咸宁等地,同时将赣北鄂东南公路,多处破坏,迫使日军车辆无法通行,导致日军部队滞留金井、贺胜桥、咸宁、崇阳等地,无法及时集结增援南昌。
在反攻南昌战役中,丁炳权不遗余力,在前线连续督战10昼夜而不休息。由于时值炎夏,天气酷热,再加上丁炳权常年作战造成身体极度疲惫,体质虚弱,终中暑病倒,但他仍不顾自己的身体,继续在病床上指挥作战。1940年1月25日,丁炳权将军终为抗战燃尽了最后的生命。1940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丁炳权将军明令褒扬。
“柳林大捷”:酣畅淋漓歼敌千人
柳林之捷,发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那时,日寇由武汉沿粤汉铁路南侵,把重兵进驻蒲圻,企图直薄屏障西南的重镇长沙。
当时长沙守军力量薄弱,不能阻敌。在这紧急关头,当局采用“焦土抗战”战略,紧急疏散市民,在长沙城内放上一把火,大火三日三夜,把一个三湘历史名城烧个精光。长沙已成焦土,这一民族牺牲决心与严峻局面,倒确把日军愣住了,吓得退兵30里,不敢直前陷城,长沙因而得以保住。但是敌人并未因此放弃南侵,仍把重兵屯在湘北长沙外围,企图卷土重来。当时第9战区为了挽救颓局,急调集兵力增援湘北,采取南北合围,聚众歼之,以解长沙之围。
1942年农历四月,195师把兵力逼进到蒲圻县境西南山中以后,在羊楼洞以东的蔡家岭驻一个团,准备摧毁胶坪一带铁路线旁的新铺子、狮形山、大龙山3个碉堡,然后占领铁路线,包抄已进入湘北地区的日寇。负责摧毁碉堡的这个团,在一天傍晚,开进赵李桥柳林地区,找到村民贺良佑、贺家五做向导,深入各碉堡山脚,侦察地形,了解日军兵力。第二天晚上,该团炮兵排炮,把新铺子敌碉堡打飞。同时,埋伏在狮形山、大垄山碉堡下的部队,也分别奋勇冲上山头,杀声震天,向碉堡内扔手榴弹,一时间,敌人逃避不及,有的被炸死,有的被俘。该团一举夺下3个碉堡,歼敌3个班50人。
第三天,晨光熹微,3个碉堡山头上,同时升起了当时的中国国旗。这以前,巡逻于蒲圻与临湘之间的敌军铁甲车队闻信,连夜向赵李桥开来3辆铁甲车,对着悬有旗帜的目标开炮。同时大批自赵李桥开来的敌增援部队,也配合着反扑山头,争夺碉堡。得到敌军爬上山时,该团部队已自各个山头背后撤离,但故布疑阵,在山头四处插上树枝,将灰布军衣套在树枝上,还戴上军帽,连插在山上的旗帜也不予降下,让青天白日旗在各个山头招展,不管从山下向上看或是从飞机上向下俯瞰,都好似有中国兵在山上活动。同时该团炮兵还调转炮口,对准敌铁道上的铁甲车进行还击。铁甲车由于目标显露,机动性不强,在作战中不能取得多大作用,于是敌军又急从武汉调6个小分队轰炸机,18架,排成品字形,前来协同作战。这时,设在蟠河北岸晓阳畈的赵李桥敌军司令部,为了让敌机准确轰炸,还升起了汽球,让情测人员在高空指示目标,于是敌机便按所指方向对准山头给旗和队伍密集的地方轮番投弹扫射。因为中国军队已撤离山头,结果所炸的都是他们自家人,死伤累累。
另一股增援的日军步兵,尾追撤离部队,追至一个山坳转角处,与断后部队的一个排逼近了。该排排长挥舞两柄大刀,一连砍倒近身的日军数人,最后自己也壮烈牺牲。这时,他身后的一个班长,快速举起机枪,扫毙了较远处日军几十人,终得掩护整个部队安全退入山中。
当日下午,日寇开来10辆卡车,分赴各个战地拖运尸体。这一战役中,日军死伤人数,约近千人。至今乡里对这次战役称为“柳林大捷”。
■策划 李建文 顾问 丁一 李光伟 余发海 王亲贤 记者 刘玉关(整理)
(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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