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咸宁茶叶再风流

咸宁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始于晋、兴于唐。陆羽《茶经·茶之出》有江南茶“出鄂州”之语。宋代丞相李纲在崇阳西禅寺品茶时，留下“午风吹茗碗，夜月照床书”之句。明代著名画家米芾之子懒拙数游九宫山，亦作诗曰“瓦罐煎茶燃烛夜，崖泉流水洗牙瓢”。

后受战火影响，兴盛了数百年的咸宁茶事逐渐衰落。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咸宁茶叶迎来了新的重生。最初，茶叶长时期被列为二类农副产品，由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产品统购包销，统一定价，统一调拨，统一出口，计划供应。这导致产供销之间分离脱节，市场机制得不到发展，企业之间也缺乏竞争，咸宁乃至整个中国茶业发展极为缓慢，始终难以再现往日的雄风。

直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开放决议，取消计划供应，实行内销市场全部敞开。1984年6月国务院发布文件，规定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货源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咸宁茶叶至此乘风破浪，一路砥砺前行，高歌猛进。

改革春风 抚绿了产业  迸发了新生

“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这是清嘉庆蒲圻贡生周顺倜一组专咏羊楼洞砖茶的诗中的二首，描写的是当地茶农披星戴月采茶、压砖的情景。

清时，晋商携巨资入咸宁，在羊楼洞先开“三玉川、巨盛川”两茶庄，后茶庄速增，遍及咸宁各地，青砖茶成了咸宁主产，统占了边蒙市场。

经清末民初百年极盛之后，咸宁茶事于抗战时期逐渐衰落。茶庄倒闭、茶镇破败、茶园荒芜……在宋代便“民以茶为业”的咸宁，到1949年时仅有茶园3.58万亩，产茶仅2.4万担，不到鼎盛时期的1%。

解放后，咸宁茶事逐渐恢复。先是以赵李桥砖茶厂为调控中心，以边销老青茶为主产，逐年增长。到1977年，年产量回升到18万担。

改革开放后，咸宁开始细茶生产，逐步研制出“鄂南剑春”等一批名优绿茶和花茶，形成以国营羊楼洞茶场为龙头的一大批细茶生产经销厂（场），技术、设备、工艺、科研、管理均有很大的发展。到1988年，咸宁（原咸宁地区，含阳新）有茶叶生产、加工厂（场）1500多家，总产值由1949年的54万元上升到3000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咸宁茶人着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一批名优茶日益转精，在国内国际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整体性的宏观开发规划日趋成熟，大幅度开辟新茶园、彻底改造老茶园，全方位发展青砖茶、红茶和名优绿茶的势头逐渐形成。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咸宁茶业抢抓机遇、主动出击，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合作，让咸宁茶香飘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茶叶经济重新成为我市农业产业的顶梁柱，践行“绿色崛起”的生力军。

生产变革 兴旺了产业  创优了茶品

“稚三峰高地，有茶一顷……道徒拾柴采茶，锅炒之，手搓之，阳干之”这是《九宫山志》中，关于手工制茶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把发展青砖茶生产作为增进民族团结的大事来抓，把华中茶叶公司羊楼洞砖茶厂（赵李桥砖茶厂前身）作为商业部、国家民委生产青、米砖茶的唯一重点厂家，在原材料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青砖茶生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率先实现了半机械化。以赵李桥砖茶厂为依托，咸宁茶事逐步恢复，成为中国最大的边销老青砖茶专产区。

当时唯一的青砖茶加工企业，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的砖茶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孙敦佳，对于40年前生产砖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说：“那时生产砖茶，是用一个300千瓦的轴承式柴油机带动生产线，整个生产车间遍布承载轴承的地沟；压制线也不是现在这种半自动转盘，而是直轨式的，在两头以驼车配合人工搬运；还有分选，是手摇式风车配合手工……”

1965年，省农业厅在我省推广队办茶场经验，咸宁通城积极响应，一年办起了300多个队办茶场，茶园面积达到了2万亩，相当于解放时的10倍。此后，咸宁陆续出现社办、镇办、校办茶场等茶叶生产模式。到1977年，咸宁（原咸宁地区）茶园面积达到26.6万亩，老青茶（青砖茶原料）产量达16.9万担，边茶产量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

据67岁的赤壁老茶人、全省首批特级制茶能手王世祥回忆，由于老青茶生产供过于求，造成大量资金积压，大批茶场生产难以为继。为此，咸宁按照国家计委和全国供销总社发出的指示，从1978年起，开展“老改细”工作，即改一部分老青茶为细茶。此后，通过一系列政策制约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咸宁茶叶经济在保证老青茶和砖茶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性的三大转变：由单一老青茶向多茶类转变；由单一生产毛茶向精制成品茶、花茶产品转变；由单一生产向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转变。

我市一位二级岗茶叶专家、原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饶辉福说，“老改细”推行初期，为促进茶叶品质整体提升，咸宁茶叶科技工作者在1979年启动“地方优良品种资源调查”，并引进“福鼎大白”、“龙井43号”等茶树良种进行繁育、推广，为湖北省茶树良种场项目在咸宁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当时商品茶产量增长，手工炒制效率不高的现状，1983年，我市从杭州引进30套电炒锅，大范围开展制茶培训，拉开了炒青绿茶在我市迅速发展，并跻身全省一线的序幕。此后，以高级茶叶农艺师宗嵩山为首的一批茶叶科技工作者成功研制出“鄂南剑春”名优绿茶，并于在1986年商业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名优茶鉴评会上以97.28分获扁形茶类最高分，被评为“全国名茶”，掀起了我市研制名优绿茶的热潮。

在此后的30余年里，咸宁茶叶生产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茶树品种良种化，茶园管理标准化，茶叶防控无害化，茶叶加工自动化。”65岁的咸安老茶人、原咸安区农业局茶麻股股长赵中南总结道。

品牌革命 振兴了文化  丰富了产品

经过改产后，咸宁除生产供内蒙等地少数民族需要的老青茶仍由国家下达计划外，细茶实行自产自销，直接与消费者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从而使货畅其流，在全国率先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开放。

69岁的通城老茶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柳落秋说：“通城县除每年自产茶叶2万担，不少乡镇和个体经营者从事茶叶的经营加工业务，年营花茶达6万担，经营额8500万元，上交财政利税400多万元，茶叶成为该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80年10月7日，《湖北日报》发布了一篇名为《通城茶叶在首都》的报道，讲述的是由湖北省通城县精制茶厂所设茶叶经销部开业的事，这是全国第一个设在北京的茶叶经销部。此次事件，大举激发了通城人发展茶叶的热情。该县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迅速成为全省“三大”茶叶县之一。鼎盛之时，兴办国有精制茶厂3家，乡村茶厂199家，茶叶年产量16489担。一时间，数千农民经销户异军突起，加工经销全国茶叶，茶叶成为乡村企业的主要收入，茶叶税成为县级财政的重要税源。

1985年后，由于市场进一步放开，全国各地的售茶大军涌向市场，通城茶叶由于销售队伍素质不高等原因，茶叶销售整体步入下坡。反观咸安，张遇春、宗嵩山、熊志远、魏安俊等一大批潜心钻研茶叶的茶专家，不仅为我市培养出一大批制茶能手，更创造了“浮泉”“剑春”等名茶产品，成为咸宁茶叶品牌唱响湖北，乃至全国的前奏曲。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咸宁兴起了不少名茶品牌。只要取样去参赛，必定能拿奖，且成绩不俗！”63岁的老茶人、原市特产局副局长林琳说。那时，咸宁地区有17款茶，27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剑春、云峰、浮泉”3个品种6次获国际荣誉。

90年代后期，我市八大国营茶厂（场）率先在全省启动私营改制，化大为小。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茶叶人才青黄不接等原因，咸宁茶市整体低迷。2007年，全市茶叶面积跌至13.41万亩。

为重振茶乡盛事，咸宁制定并实施《咸宁市茶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各县（市、区）纷纷出台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全市茶叶面积从恢复性生产到近几年已成功实现突破性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饮茶，从单纯的品饮转向了便携、时尚、功能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需求。对此，咸宁响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号召，不再盲目发展面积，而是从种植、生产端调优茶叶品质，推行茶叶绿色生产模式，并大力实行品牌革命。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等方式，推进全市茶叶品牌创建工作。

以赤壁为例，大力挖掘洞茶文化，促成“赤壁青（米）砖茶”成为我省主推的茶叶公共品牌。赤壁砖茶企业由2008年的仅一家，发展为如今的10余家；赤壁的砖茶产品，从原来撬不开的一块砖，发展为如今能便携、速溶冲泡，可作食品、装饰、保健、旅游、文创的多元化产品。

随着“赤壁青砖茶”品牌价值日益凸显，先后引得湖北农资集团、省联投、中粮集团、卓尔文旅等“大腕”加入到我市茶业发展中来。继2016年被评为“最具品牌资源的三大品牌”之一后，今年6月，“赤壁青砖茶”公共品牌再上“2018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榜100强，位列全国第18位，评估价值为25亿元；10月底，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查研究，“赤壁青砖茶CHIBIQINGZHUANCHA”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截至2017年底，全市茶叶面积达45.65万亩、产量5.01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