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中兴：诈骗，寄生在情理之间

　　诈骗，未曾从人们的视线中移开过。如果不是家人或本人亲身经历，我们似乎也习惯了以为那只是一些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套路。

　　最近，多起诈骗相关的案件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也让这个话题再次变为热点。多年来，社会层面反复在宣传“防诈反诈”，甚至可以说诈骗与反诈是一对十分古老的矛盾了，但为何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

　　身在我国台湾的孙中兴先生也在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社会学者出身的他更关心系列诈骗案件之下，潜藏的结构性根源。2019年，他在台湾大学将“诈骗社会学”带进了大学课堂，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回看日常生活中的诈骗事件。在孙中兴看来，诈骗从来不只是单纯地“骗”而已，它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过程性事件。人们并非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对突破阶层的渴望、对情感的潜在需求，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如今诈骗事件中的诱饵。诈骗说到底，是一场关乎社会信赖的攻防战。

　　诈骗的“生长”

　　新京报：孙老师。2017年，我们曾围绕爱情这一话题与你有过交流。彼时你开设的公开课“爱情社会学”因智识和风趣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如今时隔六年，你的关注领域在不断拓宽，新书《诈骗社会学》繁体版也将在台湾地区出版。连日来，关于缅甸电信诈骗的新闻在大陆地区备受关注。不知道身在台湾的你对此是否有所耳闻？

　　孙中兴：最近我也在关注缅北电信诈骗的相关新闻。如今这种大规模诈骗在组织分工上越来越严密，内部分工越来越细，有相应的激励制度，话术也更加精密，就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这几年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开出的高薪回报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具有很大诱惑力。

　　实际上在缅北电诈在大陆引起关注之前，台湾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很多年轻人会私自前往柬埔寨的KK园区，警方得知相关消息后曾在机场组织劝返，但还是有人去了。以前我们的新闻常说，台湾现在输出了很多诈骗犯到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总之，我相信警方或有关机构一定掌握着具体资料，不然能写出《孤注一掷》这样的剧本的人，不可能仅仅是凭空构想的，只不过大部分学术研究没有渠道接触到这样的资料。

　　新京报：前不久，“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北”曾引发了公众讨论。由于受骗者的“博士”身份，互联网上有不少声音感慨“博士读了这么多书，竟也这么容易被骗”“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博士都不知道？”且由此还再度引发了关于“读书无用”的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孙中兴：我想这本质上是否还是同个体的处境有关。如果他不为收入焦虑，缅北还能成为一种诱惑吗？当然这也很难完全下定论，一旦失去道德底线，人就可能被更大的欲望所俘获。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它不是到大学才被教育的，应该从小就明确：“人到底能不能为了钱，去做亏心事”。

　　另外就是，新闻媒体只是报道了一位博士受骗，我们就不要认为所有的博士都会如此，进而上升到整个“读书人群体”。至少我认为这可能是做评论该有的准则，也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怎么办呢？因为一个博士受骗，所以撤销所有高校？大概不能这样因噎废食吧。不要谴责受害人，也不要殃及无辜。有些被骗的人很容易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因受一个人骗而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失去信赖。

　　如果我们真地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如去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过阴影？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他最终走上了那条路？我常常觉得，社会上发生的很多新闻背后，我们要不要去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要一下子就去下定论、贴标签，“这是坏人，那是蠢人……”去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以后的防诈骗上真正获得实效，要让他们的经历成为“教材”，而不是让他们本人成为“替罪羊”。

　　我在教书期间也反复和学生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作弊，如果真的过不去，坦诚讲出来，学习上遇到什么障碍，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顺着这个逻辑，有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希望的是人们能有多一些的路子可以走，而不是只有唯一的选项。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讲爱情其实是在谈平等”，那么，透过诈骗这个现象，你主要想探讨的是什么？

　　孙中兴：这里我最想谈的是“以不骗应万骗”。诈骗是很实际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困惑，为什么我们天天讲“防诈”，依然还有那么多诈骗现象存在。这既与观念相关，本质上恐怕还要靠更大范围的制度完善。

　　首先是从自我做起，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保有起码的尊重，尤其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不要总是以“为你好”之名就把孩子的一切需求堵死，这样下去亲子关系也不会改善。特别是这个时代，今天年轻人受的教育和父母一辈是很不一样的。其次是制度层面，公权力如何让守法的人不觉得吃亏？这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平等”问题，如果作弊者得高分，行骗者锦衣玉食，这不是把人逼上梁山吗？越是在公平的制度下，诈骗就越没有容身之所，大家各凭本事，这是良性的生态。

　　诈骗不只是“骗”

　　新京报：谈及诈骗，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据你的观察，事实如此吗？“是否陷入诈骗”会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孙中兴：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说起来也不算太丢脸(笑)。有一年冬天，我和朋友吃完饭出来，刚下公交车，旁边有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他拿着电话在跟另一边讲：“糟糕，我的皮包拉在出租车上，今晚回不去了，赶快想办法。”他不是在跟我讲，我只是碰巧在旁边而已。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觉得你联系你的朋友帮忙就好了。前后相隔不远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停在红绿灯路口，老先生还在讲，他的“基本信息”我几乎都听到了，就有些动了恻隐之心。

　　我就去询问他目前怎么样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自己是某电子公司的副经理，着急地说今天必须要赶回去。于是我问他大概需要多少钱，当时台北还没有通高铁，他说他从高雄坐飞机来，需要2000多新台币。我追问是否这么多钱就能解决问题，他扭捏说：“不瞒您说，我的旅馆费用还没结，您帮我就帮到底吧。”我后来一共给了他5000新台币，对方还一直强调说“不是给我，我会还的”。言语间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那时我才反应过来，这钱他怎么还给我呀？

　　后来得知，这样的事件在当时附近的大学城屡有发生。所以你看，其实不贪图便宜的人也有可能上当受骗。这样的说法还是将责任全部转嫁到受骗者身上，是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但关注点其实应该是施骗者的骗术。

　　话说回来，我也会自责当时自己为什么这么“傻”。这本书中，我不断在讲不要谴责被骗的人“傻”，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傻”维持信赖的运转。这些事情就像是生活中的“苍蝇”，很难完全杜绝。但类似缅北诈骗导致家庭倾家荡产的事件，公权力一定要介入，才能够让生活在社会的“老实人”觉得这个社会有在保护他，不然这个社会就难维持，可能会变成“人吃人”的社会。

　　新京报：这就需要回到关于“诈骗”的界定上。诈骗是一个内容驳杂且相对模糊的范畴，在你的研究中，你是如何定义“诈骗”的？为什么说“诈骗不只是‘骗’而已”？

　　孙中兴：我往往会在第一堂课上做一些语言层面的辨析。说起“诈骗”，回看《说文解字》时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记载“骗”这个字，不过其中有“欺”字，另外还有一些言字旁有关的字。“骗”这个字实际上大约到明朝时期，才普遍流行起来，但依然令人觉得奇怪，“骗”和“马”或“扁”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也结合了有关专家对诈骗或说谎的定义。综合看来，“诈骗”指的是与事实不符的事情。一方面是语言和现实世界不符；另一个方面是语言本身前后不符，自相矛盾，这也叫“诈骗”。有研究还会将诈骗范围进一步扩大，当事人所说的话和心中的本意不符，比如客套话也算一种“诈骗”。

　　新京报：前些年，大陆流行有“拍花子”的说法。受骗者称自己在走路时被“拍了一下”，对方用喷洒、涂抹、捂闷迷幻药的方式让自己失去了判断能力，这种说法经媒体大肆报道渲染，逐渐在传播过程中走样，甚至衍生出当事人被“拍”后“丢了魂”的说法，但后经证实，最初其实是受骗者编造的故事。台湾是否有类似的新闻？受骗者为什么会编造这样的说法自我欺骗？

　　孙中兴：台湾早些年爆出许多有关“金光党”的新闻。受骗者在路上偶遇一袋假的金饰，此时骗徒出现称“见者有份，五五分成”，但黄金不像钱一样，还需要去兑换，而当受骗者回家拿钱交给骗徒后，带着金饰去兑换才发现是假的。后来有新闻报道披露，这些受骗者都觉得当时自己被“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有人去咨询医生，特别是麻醉科医生，是否存在类似武侠小说中的“蒙汗药”，医生回馈说应该是不可能。之所以有类似的说法，大约是受骗方觉得很丢脸，自己因为贪财被骗，多少有些说不出口，但如果是受“蒙蔽”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好歹是个“受害人”。

　　不仅是受骗者，施骗方也会有一套和常规不同的想法。我曾听过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作弊的学生称“如果考试不作弊，老师会不高兴”。当时听后我十分震惊，那个学生解释说，如果不作弊导致考试分数低，老师会觉得自己没有教好。显然这套逻辑是有悖于常识的，但这的确是当事人为自己行动辩护的逻辑链条，他(她)必须如此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

　　新京报：广义而言，诈骗是谎言的一种实践。你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谎言的流变，以及人们对于谎言所做过的思辨性讨论。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谎言时，“善意的谎言”都仍处于一种道德善恶上的模糊地带。而值得怀疑的是，引入道德主义的视角看待谎言本身是否恰当？

　　孙中兴：这涉及诈骗研究中的“动机”问题，也就是常言道“为你好”。日常生活中我们熟知的诈骗大多是恶意的，但通常在最开始阶段，这种恶意是很难被识别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学习过如何判别对方是否存有恶意，更何况如果对方有心骗你，他(她)刚开始一定是表现出“善意”的。

　　前些天有学生也问起我，事情是奶奶疼爱的孙子离世，家里人决定瞒着奶奶做一个AI语音，骗这个奶奶说孙子到美国了，然后隔三岔五给奶奶发个“语音”，这个学生是被要求负责技术层面的操作。他问我说老师这个算诈骗吗。我说这是标准诈骗，只不过这是所谓的“善意的诈骗”，欺骗的是对方的情感。

　　刚刚我们忽略的是，诈骗中还要具体看两人的关系。如果是很好的关系，需要用到善意的谎言吗？不能告诉对方真相吗？你觉得他(她)承担不起吗？回到这件事，我反问说你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奶奶真相，难道要到她临终时意识模糊的刹那，在她耳边大喊“奶奶，你的孙子已经在那边等你啦，你放心去吧”？这听起来有些黑色幽默。但真的要这样吗？那时奶奶心中在想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不需要通过谎言来维系关系。

　　上升到社会层面，如果我们都彼此维系你好过、我也好过，久而久之还有人愿意说真话吗？而且所谓的道德有时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当真存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谎言吗？当我们谈论道德主义时，还需要增加一种对“权变”的考虑，真正的大仁是，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古人也常说“行权有道，可以自贬损以行权，但不能害人以行权”。现在我们所讲的很多借口，都还没到那种地步，但已经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