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干好？ —— 四问人民调解员樊启寅之四

咸宁网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王莉敏报道：“调解申请书、医调告知书、赔偿要求、调解记录、调解协议书……”樊启寅打开文件柜，一个个档案袋按年份、文号整齐排列，档案袋的封面清单也是清晰明了。

4年多来，樊启寅就是这样把“认真”放在第一位。从调解申请书的格式、调解内容的记录等做起，都是周全考虑、一丝不苟。调解协议签订后，还要打电话回访，看看赔偿款是否到位，后续情况如何。

“把事当事”的认真劲儿，让樊启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信地说：“回顾调解的纠纷，可以说问心无愧。”

有一起患者死亡纠纷，樊启寅整整协调了9天。患者的亲属有医生、有律师，整个协调过程犹如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会。最终，责任明晰，双方握手言和，患方家属虽只领到5.68万元的赔偿，与最初96万元赔偿要求相差甚远，但患方家属一句“心服口服”，让樊启寅记忆至今。

“医患纠纷调解并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否则总有一方吃大亏。”市医调委主任黄幼青说，樊启寅非常“讲原则”。对于因果关系不清晰，损害后果不明显，就明确不支持索赔诉求。对于不认可的调解，坚决拒绝签字、拒绝用医调委的文号。

有一个男性患者，因体虚易出汗易感冒，见水想尿，又尿不尽，在家乡一家中医院治疗，后又到市里一家医院治疗，未见好转，从此以医院故意用毒针毒药伤害其身体为由，到处投诉。

樊启寅先后参加了两次当面调解，与患者单独交谈沟通了三次。在综合分析相关资料和当事人提供的讯息后，认为患者陈述的理由有臆想之嫌，且坚决拒绝做鉴定，他坚决不支持患方赔偿要求，并当面明确告知“要我调解一分钱都没得赔”。

但樊启寅并不是一个刻板的人。人民调解工作讲求“灵活调处”，只要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简捷便民的方式，促成当事双方互谅互让，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定分止争。

一个王姓孕妇在我市一家医院待产，4个多小时后在会阴侧切下头位顺产出一活男婴，脐带缠颈一周紧密，新生儿无哭声，呼吸弱。随后转了几家医院治疗，诊断意见均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窒息，俗称脑瘫。

此后，新生儿家属10余人与接生医院发生争吵，与医务人员和安保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封堵医院大门数小时。樊启寅接到调解申请后，耐心倾听家属诉说，紧密关切新生儿治疗进展。并咨询相关医疗专家，综合研判认为医院在接生过程中有瑕疵，患儿需长期接受康复治疗。

虽然我市相关文件规定，赔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做医疗损害鉴定。但樊启寅得知患儿家属不堪长时间困扰，要求一次性调解后，便迅速召集医方、患方及患儿所在社区干部协商，最终赔偿虽突破了10万，但听说家属能安心带患儿治病后，他也长舒了一口气。

“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储红梅如此评价樊启寅。